原創文/董元奔（王夫之故居）
明朝崇禎年間（1628-1644），北方旱災、水災連年不斷，大批百姓破產淪為流民；天災又引發瘟疫，地方社會處於崩潰邊緣。與此同時，昏昧的崇禎帝自毀長城冤殺了將軍袁崇煥；朝廷內洪承疇、楊嗣昌等相繼專權；滿人陳兵山海關外，靜待大明時局惡化以圖中原。內憂外患的大明政局終於釀發了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
李自成起義風捲殘雲般推翻了明政府。不久，明朝山海關守將吳三桂降清，清軍入關，李自成戰敗西逃。而明朝舊貴族在南逃過程中成立南明小政權。清軍出京南下，欲剿滅殘明、張獻忠部及李自成余部，統一全中國。
急劇變幻的時局在明朝遺民大儒們的心中留下了各不相同的投影，但是時代根本不給他們關於何去何從的長期思考，這些大儒遂分化、集結，形成三派。
一派以顧炎武（1613-1698）、黃宗羲（1610-1695）等為代表。他們追隨南明政權，從事抗清鬥爭，失敗後隱居各地，以餘生檢討明亡的歷史教訓。我們可以稱他們為抗清派。
一派以錢謙益（1582-1664）、吳偉業（1609-1672）等為代表。他們先隨南明政權抗清，後放棄抵抗投降清廷，但是他們此後一直生活於內疚之中。我們可以稱他們為降清派。
第三派以宋琬（1614-1674）、施潤章（1618-1683）等為代表。他們在明亡前沒有入仕，明亡後遂直接仕清，他們主張滿漢和睦相處以圖共創盛世。我們可以稱他們為仕清派。
雖然明朝遺民文人在選擇人生道路上有以上抗清、降清和仕清之別，但是他們又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他們都對明朝的滅亡感到痛心，他們的詩文中自然也都流露出時代的感傷情緒。基於此，本文將從這三派的共性和區別出發，分三部分展開論述，即：抗清派——時代的感傷和歷史的拷問；降清派——時代的感傷和心靈的懺悔；仕清派——時代的感傷和未來的期盼。（近年修復的興慶公園中的沉香亭）
一、抗清派：時代的感傷和歷史的拷問
順治元年（1644），南逃的明朝舊貴族史可法擁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小政權。第二年，弘光帝被清軍所俘，紹興和福州遂分別建立朱以海的南明小政權和鄭成功等人擁立的朱聿鍵的隆武小政權。崇禎三年（1646），鄭成功等又擁戴繼續南逃的朱由榔在肇慶建立永曆政權。
在這些南明小政權的召喚下，明朝遺民士大夫紛紛南奔追隨，加入到抗清復明的鬥爭中去。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吳嘉紀、閻爾梅、歸庄、屈大均、陳恭尹等一大批著名學者均是這樣的士大夫。比如：顧炎武以兵部司務直接參加弘光政權的南京保衛戰，後又參加抗清義軍組織的蘇州等城池保衛戰；閻爾梅平毀自家祖墳，以示不復大明誓不回家，並散盡財產，組織義軍拱衛弘光政權；屈大均自江北一路從事抗清活動，搜集重要情報奔赴肇慶投奔永曆政權；陳恭尹繼承父志，一邊參加各地抗清義軍，一邊奔赴肇慶永曆政權。
然而，清軍勢大，而南明各政權之間因爭奪正統地位自我削弱實力，各政權內部官僚又爭權奪利，農民起義軍和地方大地主組織的義軍跟南明政權或不共戴天，或缺乏聯繫，看似轟轟烈烈的抗清復明運動遂逐漸落潮。隨著最後一支主要抗清武裝鄭成功部於順治十八年（1661）渡海入台，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這些抗清學者遂隱居民間，從事學術活動。
隱居期間，明朝遺民抗清派大儒帶著對大明王朝深深的眷戀之情，在自己的詩詞中反覆吟唱著時代的哀歌。
王夫之（1619-1692）有一首詞《點絳唇·牡丹》，詞是這樣寫的：「不道人間，消得濃華如許色。有情無力，殢著人相識。閱盡興亡，冷淚花前滴。真傾國，沉香亭北，此恨何時釋。」
詞中提到的沉香亭是唐都長安興慶宮東北角的一個亭子。所謂「沉香」，是指這個亭子的周圍栽了成片成片的牡丹，牡丹開花季節，亭子里迷漫著濃郁的花香。唐玄宗在那個時節常常攜楊玉環過來賞花，飲酒，對詩。不過，亭子以及興慶宮後來先有限毀於「安史之亂」，再徹底毀於兩宋之際的金人鐵蹄之下。
詞人設想自己置身於沉香亭旁的牡丹叢中，這種碩大的牡丹花朵正如同以胖為美的大唐美人，昭示了大唐帝國的輝煌。但是，「安史之亂」的硝煙「熏黑」了牡丹園的同時，也宣布了大唐帝國繁榮時代的終結。
「安史之亂」是北方少數民族衝擊漢族文明的一次成功嘗試，它不僅是大唐由勝轉衰的標誌，也是漢族封建統治形態的分水嶺。宋代文人無不明白這一點，所以王夫之此詞中的「沉香亭北」四字當與辛棄疾有關。辛棄疾面對金人鐵蹄踐踏後的沉香亭曾禁不住「為嗚咽」，並寫有「沉香亭北繁華歇」的詞句。著有《宋論》的詞人王夫之當然比宋人更加明白沉香亭的興衰所昭示的道理，他在這首詞中借古詠今，借辛棄疾「嗚咽」金人鐵蹄下的沉香亭，寫自己「嗚咽」毀於清軍鐵蹄下的美如沉香亭，盛如盛唐的大明王朝。
陳恭尹（1631-1700）於抗清失敗後隱居廣州。有一次，在北上遊覽蘇州虎丘時，他回憶起剛剛過去的抗清經歷，感慨萬分，寫了一首七律《題虎丘壁》：「虎跡蒼茫霸業沉，古時山色尚陰陰。半樓月影千家笛，萬里天涯一夜砧。南國干戈徵士淚，西風刀剪美人心。市中亦有吹篪客，乞食吳門秋又深。」
詩人置身於標誌著春秋末期吳王霸業興衰的虎丘，由歷史的滄桑之變想到了改天換日的明清易代。雖然零零星星的抗清鬥爭在全國各地特別是南方還有一些，但是他知道，恢復明帝國已經不可能了。
詩人似乎並不痛恨滿人，他在詩中痛斥了早前南明小朝廷的權貴們在國破家亡之際仍然飲酒作樂的行為，這些人真的比當年的吳王還要無恥啊。而詩人再看看虎丘周邊的蘇州城，大清的江山還沒穩固，蘇州到處都已經麻木得笙歌燕舞了。詩人想到這些，看到這些，怎不潸然淚下呢！
抗清派遺民隱居期間還含淚思索著明亡的歷史教訓。這些大儒之所以能夠成為大儒，關鍵就在於他們在清初隱居期間通過總結歷史教訓，開闢了有清一代經世致用的儒學新道路。
顧炎武提出「明道救世」的理論主張。顧炎武認為，明朝的滅亡與貧富差距巨大以至於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有關，為此，他要求執政當局「以富生為本」，士大夫救世要以「利民富民」為本。他進一步認為，明亡的主要原因更在於「郡縣之弊端」和「其專在上」，這是對君權的懷疑，這種懷疑直接觸及了封建君主專制問題，為此他提出了「以天下之權寄於天下之人」的民主口號。
黃宗羲批判封建君主「家天下」的現象。他認為，「天下為主，君為客」，因而明亡就源於明朝皇帝的反客為主和昏庸。他在《原君》一文中對合格的皇帝提出了要求：「官者，分身之君也」，即君權要分給官員；「臣拜，君必答拜」，即君臣應該平等相待；「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自學校」，即強調通過教育而不是通過皇帝的喜好來選拔經國濟世之才。
明朝遺民抗清派含淚的歷史拷問，對清朝前期的統治者起到了警示作用，由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餘年中實行相對寬鬆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政策，從而促成了中國封建社會迴光返照的最後一個盛世。（錢謙益晚年與柳如是在常熟尚湖的居所）
二、降清派：時代的感傷和心靈的懺悔
在現代語境中，「漢奸」是指出賣中華民族利益甚至叛國投敵的中國人，並不限於漢族人，而「漢奸」專指漢人則首次出現於明末崇禎十一年（1638）的官方文書（據《明經世文編》卷八十八）。因此，明清易代之際那些背叛明廷投靠清廷的士大夫在當時人們的眼裡就是漢奸。
在清軍大舉南進的過程中，南明政權和其他抗清組織節節敗退。為了儘快結束戰爭，穩定形勢，清廷大力拉攏明朝遺民士大夫，於是，有一部分知識分子主動脫離南明政權，投降清廷。這些知識分子中，比較著名的有錢謙益、陳名夏、龔鼎孳、吳偉業、陳之遴等。錢謙益原是明朝禮部侍郎，後任弘光政權禮部尚書，清軍攻陷南京後，他不聽愛妾柳如是的勸阻，執意率領眾大臣降清，被清廷拜為禮部右侍郎。陳名夏原為明朝兵戶二科都給事中，降清後官至秘書院大學士。龔鼎孳原為明朝兵科給事中，「闖來則降闖，滿來則降滿」，後因巴結多爾袞被任為清廷刑部右侍郎。吳偉業原是明朝左中允，弘光政權少詹事，降清後任國子監祭酒。陳之遴原為明朝翰林院編修，在明朝尚未滅亡時因事被削職為民，後降清，竟然官至禮部尚書、太子太保。
這些在民族危亡關頭折節降敵的鴻儒大多做了高官，住上豪宅，有的還娶了著名的「秦淮八艷」，比如錢謙益娶了柳如是，龔鼎孳娶了顧橫波。儘管如此，這些受到過明朝皇帝恩典的鴻儒仍然對漸漸走入歷史的明朝存有懷念之情，在他們的詩詞作品中，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他們對大漢族政權滅亡的悲哀情緒。這裡僅以吳偉業的長詩《永和宮詞》為例來談。
《永和宮詞》通過崇禎帝和他的寵妃田貴妃的事反映明末時局。田貴妃本來沒有受到妃嬪如雲的崇禎帝的注意，直到有一天，崇禎帝與周皇后在永和宮賞花，周皇后派人叫田貴妃過來侍候崇禎帝，崇禎帝這才喜歡上了容貌嬌美的田貴妃。這是這首長詩內容拓展和情緒轉換的線索。
《永和宮詞》仿照白居易的《長恨歌》，通過描寫夢幻一般的宮中生活圖景，烘託了最高統治者因荒淫誤國致使繁華逝去的悲涼情形，也寄託了詩人對於永遠消逝了的明朝的「美」、「富」以及崇禎帝與田貴妃之間的「愛」的態度，即深深的懷念和含淚的痛惜。
詩中的田貴妃是明代山水滋潤出來的絕世美人。「雅步纖腰初召入，蹴鞠彈棋復第一」，「上林花鳥寫生綃，禁本鐘王點素毫。楊柳風微春試馬，梧桐露冷暮吹簫」，田貴妃腰肢曼妙如趙飛燕，蓮步生香，她還善於踢球、騎馬、下棋和吹簫，可謂既貌美，又活潑，既有「紅裝」的聰明儒雅，又有「武裝」的颯颯英姿。除此之外，田貴妃還善解人意，她針對崇禎帝不同時刻的情緒變化，忽而如西施般巧笑而不露齒，忽而如西施般把眉毛欲皺不皺逗弄皇帝，把崇禎帝侍候得服服帖帖，所謂「玉幾金床少晏眠，陳娥衛艷誰頻侍？貴妃明慧獨承恩，宜笑宜愁慰至尊。皓齒不存微素問，蛾眉欲蹙又溫存」，真如《詩經·桃夭》中那個「宜其室家」的周南地區的美人啊。
如此可人的田貴妃卻在崇禎帝亡國前不久因病香消玉殞，而那時候李自成起義軍正勢如破竹殺向京師。《永和宮詞》把田貴婦的美和崇禎帝與她的愛描繪到絕倫的地步了，但是這一切都只才持續了十年左右。美的消逝，帝國的滅亡，皇帝的自殺，我想，詩人寫著寫著就會落淚的。
落淚之餘，詩人並未忘記批判崇禎帝。詩的後半部用漢元帝因寵愛趙飛燕而荒廢國事，陳後主因寵愛楊麗華而亡國，唐明皇因寵愛楊貴妃而引發「安史之亂」等典故，揭示了崇禎帝丟掉江山的根本原因，從而提升了詩的主題。當然，詩人是帶著對大明江山的懷念之情批判崇禎帝的，其批判當然是「怒其不爭」，是含淚的批判。
降清的這些鴻儒前半生受到的是正統的宋明理學教育，在大批抗清的文人士大夫或血灑沙場或遁跡山林行為的對照下，禮教所倡導的忠君愛國思想自然會撞擊他們的心靈，他們「享清福」的後半生始終生活在身為「漢奸」的愧疚之中。龔鼎孳因先降李自成而後又降清，清初文人士大夫遂譏笑他為「明朝罪人，流賊御史」，為了贖罪，龔鼎孳以自己的高官之便保護、提攜了一大批明朝遺民文人，也曾為漢族老百姓向清廷請命。吳偉業仕清僅僅一年就辭職隱居去了，他在小詩《自嘆》中痛悔自己不經意間做了清廷的官，所謂「誤盡平生是一官，棄家容易變名難」。崇禎十四年（1641），才貌雙全，芳齡二十三歲的柳如是委身於已近六十歲的錢謙益，她看中錢謙益的地方是錢作為東林黨領袖的反清義舉，錢謙益降清後，柳如是非常鄙視他，經常奚落他，這讓錢謙益十分痛苦，三年後，錢謙益棄官帶著柳如是去常熟隱居，暗中支持東南沿海和西南地區的反清勢力，他甚至不惜以年邁之軀親赴金華策反清朝總兵馬進寶。
明朝遺民降清派含淚的心靈懺悔豐富了明清之際文人的心理世界，為文學描寫深刻的歷史內容，表現歷史當事人在歷史巨變中深刻的心靈體驗開拓了道路，明末清初的大部分詩歌作品由此都具有憂國憂民的思想內容，雄渾悲壯的藝術風格。（明末遺民參加清廷組織的科舉考試）
三、仕清派：時代的感傷和未來的期盼
為了擴大統治集團隊伍，以暫時緩解腐敗的吏治所帶來的帝國統治危機，明朝後期擴大了科舉取士的規模。但是，由於官場人際關係盤根錯節，大批舉人甚至進士因為不願意或者沒機會賄賂當權者而遲遲不能獲得一官半職，他們對朝廷有怨言，這相反進一步加劇了明朝政局的動蕩。
明政府垮台後，遺民官員紛紛投奔南明，以求延續既得的榮華富貴，但是那些之前雖取得功名卻沒有做官的大儒犯不著跟風。隨著清廷出台政策廣招士子為官，這些文人中有一些人主動參加清廷的科舉考試，做了清廷官員。宋琬、施潤章、袁於令、方大猷等就是這類文人的代表。宋琬為明末國子監貢生，後參加清廷的科舉考試並進士及第，晚年官至四川按察使。施潤章是明末舉人，後於順治時期登進士第，官至翰林院侍讀。袁於令是明末生員，入清進士及第後官至荊州知府。方大猷是是明末進士，入清後官至山東巡撫。
明朝的這類遺民大儒由於沒有做過官明廷的官員，仕清後他們也就沒有罪責感。即便如此，這些文人畢竟在明朝生活了半輩子，長期的儒家教育經歷還是使他們對明朝懷有深厚的家國感情，明朝的滅亡同樣震撼了他們的心，他們詩歌作品的字裡行間依然可見痛惜明亡的斑斑淚跡。比如宋琬的絕句《初秋即事》：
病骨秋來強自支，愁中喜讀晚唐詩。
孤燈寂寂階蟲寢，秋風秋雨總不知。
如果從這首詩的字面來看，它就是一首借景抒情的作品而已。詩人正在病中，他看世界總是彆扭的，連常見的燈盞、石階、蟲鳴都籠罩上一層尷尬的色彩，他甚至怪罪秋風、秋雨不能體諒病中的他所流露出來的寂寞、煩惱的情緒。但是，實際情況或許不是這樣。
宋琬的父親及幾個兄弟在效忠明朝，抵禦清軍攻打萊陽的守衛戰中殉國，仕清的宋琬怎麼可能忘記如此深重的國讎家恨呢？但是，宋琬是清廷中的漢人高官，那時候時常出現「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之類的「文字獄」事件，清廷的漢人官吏弄不好會因隻言片語招致滅族之禍。宋琬不具備以詩歌直抒胸臆的權力，這首小詩因此就有了深深的寄託。
也許宋琬真的病了，也許他僅僅是以病作為抒情的掩飾，反正順治年間某一天刮到詩人身上的秋風讓詩人不寒而慄。正在中年的宋琬不會如此弱不經風，他應該是想起故國了。為什麼我說宋琬想念故國了呢？是這首詩中「晚唐詩」三字告訴我們的。
明代中後期的主要文學流派是「後七子」、竟陵詩派和公安「三袁」的散文流派。這些派別有一個共同的理論追求，就是在復古的旗幟下描繪作家的心理圖景。李商隱、杜牧通過典故、暗示等藝術手法追求蘊藉風格的晚唐詩歌尤其受到明末清初詩人的青睞。這一時期的文壇領袖錢謙益提倡學習晚唐及北宋詩歌，追求「力厚而沉思」的詩風，從而引領了時代詩歌風向。宋琬畢竟不是詩歌藝術上的「後七子」，也不是思想上「折節」的錢謙益，宋琬《初秋即事》這首詩中的「晚唐詩」三字在亮明了自己的藝術追求之餘，又在思想上把病中的自己託付給如同晚唐一樣的晚明那風雨飄搖的時代，因而他的病是心病，是針對晚明的心病。而所謂「喜讀」，其實是「狗不嫌家貧，子不嫌母醜」，詩人難以忘懷自己的祖國。
詩的最後一句是「秋風秋雨總不知」，其實我敢斷定，宋琬是想說「清風細雨總不知」的，只是他沒那個膽兒，當然也沒有必要，——魯迅在散文《秋夜》中最看不起「小青蟲」之類的不愛惜自己的生命的無謂的犧牲者了。
隨著清朝在中原的統治基礎越來越穩固，未曾仕明而直接仕清的文人士大夫越來越能夠接受現實了。一方面他們懷念故國，傷悼漢族政權；另一方面他們踐行儒家治國平天下的立身處世原則。兩者結合，他們願意恪盡職守，把愛明朝轉化為愛清朝。他們認為自己不是在為滿族貴族效力，而是要促成滿漢和睦，從而為占清帝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效力，他們希望協助看起來比明朝皇族「和善」得多的滿清皇族創建明朝所未曾出現的盛世。
宋琬是這樣想的，其他仕清的明朝遺民文人也都是用這個念頭固守著他們的心理防線，——他們的心理防線稍不注意就會被周圍的漢人給貼上「漢奸」標籤從而被摧毀。施潤章入清時已近而立之年，他留下來的文學作品很少有涉及政治的，無論是談明還是論清，但是卻有很多描寫祖國各地大好河山的作品，這是他熱愛故國的任何一寸山河的表現，也是他對清帝國不僅沒有破壞他的故國山河而且山河還得到了更好保護的禮讚，他願意成為致力於清帝國宣揚的滿漢共創輝煌的大清帝國的一員。方大猷（1597-1660）是清朝的封疆大吏，他能詩善畫，他的詩除了反映明末的社會悲慘現實之外，就是反映自己轄區內淳樸的風土人情，以及自己與老朋友的飲宴之歡，其實江山還是那個江山，清也罷，明也罷，老百姓安居樂業就好。
明朝遺民仕清派含淚的未來期盼，既有對剛剛逝去的大明的依戀，又有對清初超越明末的清明政治的信賴。基於這種信賴，他們才會有滿漢攜手創盛世的期盼。當然，後來的歷史已經證明，他們的期盼並沒有落空。（冒辟疆如皋舊居）
清朝取代明朝，比元朝取代宋朝在漢族士大夫心中留下的創傷大得多。宋朝亡國固然有自身原因，但是主要原因還是遼、金、夏、蒙元等外部威脅過於強大和持久。明朝被清朝取代，卻只是短短十數年間的事，而且主要根源是明朝內部的階級矛盾和上層官僚的爾虞我詐。
享有國祚近三百年的大明政權的垮台，打亂了明末大儒們「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規劃。他們感慨時事的變幻，感懷時代的傷痛。在滾滾向前的現實面前，他們從自己各不相同的處境出發，在對明、對清的思想傾向和具體行為上形成三大不同派別，即：以顧炎武、黃宗羲等為代表的抗清派，以錢謙益、吳偉業等為代表的降清派和以宋琬、施潤章等為代表的仕清派。
當然，明清易代之際還有些大儒比如冒辟疆（1611-1693）主動脫離明朝官場，也決不仕清。雖然不仕清，但是他們卻也如本文所談的三派遺民文人一樣感傷時代，也如仕清派一樣含淚祈禱滿漢和睦。這類大儒數量上不是很多。
無論明朝還是清朝，都是中華民族歷史演進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們無須對明末遺民大儒們的人生取捨作是非評價。因為，歷史的發展是遵循其自身客觀規律的，它不會以任何個人的意志為轉移；同時，歷史演進中的任何個人的人生選擇都是其人生成長規律與既定的歷史演進規律相結合的結果，這依然是不以任何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說明】插圖來自頭條免費圖庫。
（編輯：董堯、霜嬋、豐漁）（作者自畫像）
【作者簡介】董元奔，1971年生於江蘇宿遷，傳統文化學者，網路知名作家。早年曾在教育主管機關做文字工作，後創辦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江蘇省某著名培訓機構，又在某高校創辦特色系部。學業主攻唐宋文學，兼涉文史哲諸領域。
董元奔｜明朝遺民鴻儒相同的時代感傷和不同的人生選擇
原創文/董元奔
（王夫之故居）
明朝崇禎年間（1628-1644），北方旱災、水災連年不斷，大批百姓破產淪為流民；天災又引發瘟疫，地方社會處於崩潰邊緣。與此同時，昏昧的崇禎帝自毀長城冤殺了將軍袁崇煥；朝廷內洪承疇、楊嗣昌等相繼專權；滿人陳兵山海關外，靜待大明時局惡化以圖中原。內憂外患的大明政局終於釀發了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
李自成起義風捲殘雲般推翻了明政府。不久，明朝山海關守將吳三桂降清，清軍入關，李自成戰敗西逃。而明朝舊貴族在南逃過程中成立南明小政權。清軍出京南下，欲剿滅殘明、張獻忠部及李自成余部，統一全中國。
急劇變幻的時局在明朝遺民大儒們的心中留下了各不相同的投影，但是時代根本不給他們關於何去何從的長期思考，這些大儒遂分化、集結，形成三派。
一派以顧炎武（1613-1698）、黃宗羲（1610-1695）等為代表。他們追隨南明政權，從事抗清鬥爭，失敗後隱居各地，以餘生檢討明亡的歷史教訓。我們可以稱他們為抗清派。
一派以錢謙益（1582-1664）、吳偉業（1609-1672）等為代表。他們先隨南明政權抗清，後放棄抵抗投降清廷，但是他們此後一直生活於內疚之中。我們可以稱他們為降清派。
第三派以宋琬（1614-1674）、施潤章（1618-1683）等為代表。他們在明亡前沒有入仕，明亡後遂直接仕清，他們主張滿漢和睦相處以圖共創盛世。我們可以稱他們為仕清派。
雖然明朝遺民文人在選擇人生道路上有以上抗清、降清和仕清之別，但是他們又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他們都對明朝的滅亡感到痛心，他們的詩文中自然也都流露出時代的感傷情緒。基於此，本文將從這三派的共性和區別出發，分三部分展開論述，即：抗清派——時代的感傷和歷史的拷問；降清派——時代的感傷和心靈的懺悔；仕清派——時代的感傷和未來的期盼。
（近年修復的興慶公園中的沉香亭）
一、抗清派：時代的感傷和歷史的拷問
順治元年（1644），南逃的明朝舊貴族史可法擁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小政權。第二年，弘光帝被清軍所俘，紹興和福州遂分別建立朱以海的南明小政權和鄭成功等人擁立的朱聿鍵的隆武小政權。崇禎三年（1646），鄭成功等又擁戴繼續南逃的朱由榔在肇慶建立永曆政權。
在這些南明小政權的召喚下，明朝遺民士大夫紛紛南奔追隨，加入到抗清復明的鬥爭中去。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吳嘉紀、閻爾梅、歸庄、屈大均、陳恭尹等一大批著名學者均是這樣的士大夫。比如：顧炎武以兵部司務直接參加弘光政權的南京保衛戰，後又參加抗清義軍組織的蘇州等城池保衛戰；閻爾梅平毀自家祖墳，以示不復大明誓不回家，並散盡財產，組織義軍拱衛弘光政權；屈大均自江北一路從事抗清活動，搜集重要情報奔赴肇慶投奔永曆政權；陳恭尹繼承父志，一邊參加各地抗清義軍，一邊奔赴肇慶永曆政權。
然而，清軍勢大，而南明各政權之間因爭奪正統地位自我削弱實力，各政權內部官僚又爭權奪利，農民起義軍和地方大地主組織的義軍跟南明政權或不共戴天，或缺乏聯繫，看似轟轟烈烈的抗清復明運動遂逐漸落潮。隨著最後一支主要抗清武裝鄭成功部於順治十八年（1661）渡海入台，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這些抗清學者遂隱居民間，從事學術活動。
隱居期間，明朝遺民抗清派大儒帶著對大明王朝深深的眷戀之情，在自己的詩詞中反覆吟唱著時代的哀歌。
王夫之（1619-1692）有一首詞《點絳唇·牡丹》，詞是這樣寫的：「不道人間，消得濃華如許色。有情無力，殢著人相識。閱盡興亡，冷淚花前滴。真傾國，沉香亭北，此恨何時釋。」
詞中提到的沉香亭是唐都長安興慶宮東北角的一個亭子。所謂「沉香」，是指這個亭子的周圍栽了成片成片的牡丹，牡丹開花季節，亭子里迷漫著濃郁的花香。唐玄宗在那個時節常常攜楊玉環過來賞花，飲酒，對詩。不過，亭子以及興慶宮後來先有限毀於「安史之亂」，再徹底毀於兩宋之際的金人鐵蹄之下。
詞人設想自己置身於沉香亭旁的牡丹叢中，這種碩大的牡丹花朵正如同以胖為美的大唐美人，昭示了大唐帝國的輝煌。但是，「安史之亂」的硝煙「熏黑」了牡丹園的同時，也宣布了大唐帝國繁榮時代的終結。
「安史之亂」是北方少數民族衝擊漢族文明的一次成功嘗試，它不僅是大唐由勝轉衰的標誌，也是漢族封建統治形態的分水嶺。宋代文人無不明白這一點，所以王夫之此詞中的「沉香亭北」四字當與辛棄疾有關。辛棄疾面對金人鐵蹄踐踏後的沉香亭曾禁不住「為嗚咽」，並寫有「沉香亭北繁華歇」的詞句。著有《宋論》的詞人王夫之當然比宋人更加明白沉香亭的興衰所昭示的道理，他在這首詞中借古詠今，借辛棄疾「嗚咽」金人鐵蹄下的沉香亭，寫自己「嗚咽」毀於清軍鐵蹄下的美如沉香亭，盛如盛唐的大明王朝。
陳恭尹（1631-1700）於抗清失敗後隱居廣州。有一次，在北上遊覽蘇州虎丘時，他回憶起剛剛過去的抗清經歷，感慨萬分，寫了一首七律《題虎丘壁》：「虎跡蒼茫霸業沉，古時山色尚陰陰。半樓月影千家笛，萬里天涯一夜砧。南國干戈徵士淚，西風刀剪美人心。市中亦有吹篪客，乞食吳門秋又深。」
詩人置身於標誌著春秋末期吳王霸業興衰的虎丘，由歷史的滄桑之變想到了改天換日的明清易代。雖然零零星星的抗清鬥爭在全國各地特別是南方還有一些，但是他知道，恢復明帝國已經不可能了。
詩人似乎並不痛恨滿人，他在詩中痛斥了早前南明小朝廷的權貴們在國破家亡之際仍然飲酒作樂的行為，這些人真的比當年的吳王還要無恥啊。而詩人再看看虎丘周邊的蘇州城，大清的江山還沒穩固，蘇州到處都已經麻木得笙歌燕舞了。詩人想到這些，看到這些，怎不潸然淚下呢！
抗清派遺民隱居期間還含淚思索著明亡的歷史教訓。這些大儒之所以能夠成為大儒，關鍵就在於他們在清初隱居期間通過總結歷史教訓，開闢了有清一代經世致用的儒學新道路。
顧炎武提出「明道救世」的理論主張。顧炎武認為，明朝的滅亡與貧富差距巨大以至於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有關，為此，他要求執政當局「以富生為本」，士大夫救世要以「利民富民」為本。他進一步認為，明亡的主要原因更在於「郡縣之弊端」和「其專在上」，這是對君權的懷疑，這種懷疑直接觸及了封建君主專制問題，為此他提出了「以天下之權寄於天下之人」的民主口號。
黃宗羲批判封建君主「家天下」的現象。他認為，「天下為主，君為客」，因而明亡就源於明朝皇帝的反客為主和昏庸。他在《原君》一文中對合格的皇帝提出了要求：「官者，分身之君也」，即君權要分給官員；「臣拜，君必答拜」，即君臣應該平等相待；「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自學校」，即強調通過教育而不是通過皇帝的喜好來選拔經國濟世之才。
明朝遺民抗清派含淚的歷史拷問，對清朝前期的統治者起到了警示作用，由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餘年中實行相對寬鬆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政策，從而促成了中國封建社會迴光返照的最後一個盛世。
（錢謙益晚年與柳如是在常熟尚湖的居所）
二、降清派：時代的感傷和心靈的懺悔
在現代語境中，「漢奸」是指出賣中華民族利益甚至叛國投敵的中國人，並不限於漢族人，而「漢奸」專指漢人則首次出現於明末崇禎十一年（1638）的官方文書（據《明經世文編》卷八十八）。因此，明清易代之際那些背叛明廷投靠清廷的士大夫在當時人們的眼裡就是漢奸。
在清軍大舉南進的過程中，南明政權和其他抗清組織節節敗退。為了儘快結束戰爭，穩定形勢，清廷大力拉攏明朝遺民士大夫，於是，有一部分知識分子主動脫離南明政權，投降清廷。這些知識分子中，比較著名的有錢謙益、陳名夏、龔鼎孳、吳偉業、陳之遴等。錢謙益原是明朝禮部侍郎，後任弘光政權禮部尚書，清軍攻陷南京後，他不聽愛妾柳如是的勸阻，執意率領眾大臣降清，被清廷拜為禮部右侍郎。陳名夏原為明朝兵戶二科都給事中，降清後官至秘書院大學士。龔鼎孳原為明朝兵科給事中，「闖來則降闖，滿來則降滿」，後因巴結多爾袞被任為清廷刑部右侍郎。吳偉業原是明朝左中允，弘光政權少詹事，降清後任國子監祭酒。陳之遴原為明朝翰林院編修，在明朝尚未滅亡時因事被削職為民，後降清，竟然官至禮部尚書、太子太保。
這些在民族危亡關頭折節降敵的鴻儒大多做了高官，住上豪宅，有的還娶了著名的「秦淮八艷」，比如錢謙益娶了柳如是，龔鼎孳娶了顧橫波。儘管如此，這些受到過明朝皇帝恩典的鴻儒仍然對漸漸走入歷史的明朝存有懷念之情，在他們的詩詞作品中，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他們對大漢族政權滅亡的悲哀情緒。這裡僅以吳偉業的長詩《永和宮詞》為例來談。
《永和宮詞》通過崇禎帝和他的寵妃田貴妃的事反映明末時局。田貴妃本來沒有受到妃嬪如雲的崇禎帝的注意，直到有一天，崇禎帝與周皇后在永和宮賞花，周皇后派人叫田貴妃過來侍候崇禎帝，崇禎帝這才喜歡上了容貌嬌美的田貴妃。這是這首長詩內容拓展和情緒轉換的線索。
《永和宮詞》仿照白居易的《長恨歌》，通過描寫夢幻一般的宮中生活圖景，烘託了最高統治者因荒淫誤國致使繁華逝去的悲涼情形，也寄託了詩人對於永遠消逝了的明朝的「美」、「富」以及崇禎帝與田貴妃之間的「愛」的態度，即深深的懷念和含淚的痛惜。
詩中的田貴妃是明代山水滋潤出來的絕世美人。「雅步纖腰初召入，蹴鞠彈棋復第一」，「上林花鳥寫生綃，禁本鐘王點素毫。楊柳風微春試馬，梧桐露冷暮吹簫」，田貴妃腰肢曼妙如趙飛燕，蓮步生香，她還善於踢球、騎馬、下棋和吹簫，可謂既貌美，又活潑，既有「紅裝」的聰明儒雅，又有「武裝」的颯颯英姿。除此之外，田貴妃還善解人意，她針對崇禎帝不同時刻的情緒變化，忽而如西施般巧笑而不露齒，忽而如西施般把眉毛欲皺不皺逗弄皇帝，把崇禎帝侍候得服服帖帖，所謂「玉幾金床少晏眠，陳娥衛艷誰頻侍？貴妃明慧獨承恩，宜笑宜愁慰至尊。皓齒不存微素問，蛾眉欲蹙又溫存」，真如《詩經·桃夭》中那個「宜其室家」的周南地區的美人啊。
如此可人的田貴妃卻在崇禎帝亡國前不久因病香消玉殞，而那時候李自成起義軍正勢如破竹殺向京師。《永和宮詞》把田貴婦的美和崇禎帝與她的愛描繪到絕倫的地步了，但是這一切都只才持續了十年左右。美的消逝，帝國的滅亡，皇帝的自殺，我想，詩人寫著寫著就會落淚的。
落淚之餘，詩人並未忘記批判崇禎帝。詩的後半部用漢元帝因寵愛趙飛燕而荒廢國事，陳後主因寵愛楊麗華而亡國，唐明皇因寵愛楊貴妃而引發「安史之亂」等典故，揭示了崇禎帝丟掉江山的根本原因，從而提升了詩的主題。當然，詩人是帶著對大明江山的懷念之情批判崇禎帝的，其批判當然是「怒其不爭」，是含淚的批判。
降清的這些鴻儒前半生受到的是正統的宋明理學教育，在大批抗清的文人士大夫或血灑沙場或遁跡山林行為的對照下，禮教所倡導的忠君愛國思想自然會撞擊他們的心靈，他們「享清福」的後半生始終生活在身為「漢奸」的愧疚之中。龔鼎孳因先降李自成而後又降清，清初文人士大夫遂譏笑他為「明朝罪人，流賊御史」，為了贖罪，龔鼎孳以自己的高官之便保護、提攜了一大批明朝遺民文人，也曾為漢族老百姓向清廷請命。吳偉業仕清僅僅一年就辭職隱居去了，他在小詩《自嘆》中痛悔自己不經意間做了清廷的官，所謂「誤盡平生是一官，棄家容易變名難」。崇禎十四年（1641），才貌雙全，芳齡二十三歲的柳如是委身於已近六十歲的錢謙益，她看中錢謙益的地方是錢作為東林黨領袖的反清義舉，錢謙益降清後，柳如是非常鄙視他，經常奚落他，這讓錢謙益十分痛苦，三年後，錢謙益棄官帶著柳如是去常熟隱居，暗中支持東南沿海和西南地區的反清勢力，他甚至不惜以年邁之軀親赴金華策反清朝總兵馬進寶。
明朝遺民降清派含淚的心靈懺悔豐富了明清之際文人的心理世界，為文學描寫深刻的歷史內容，表現歷史當事人在歷史巨變中深刻的心靈體驗開拓了道路，明末清初的大部分詩歌作品由此都具有憂國憂民的思想內容，雄渾悲壯的藝術風格。
（明末遺民參加清廷組織的科舉考試）
三、仕清派：時代的感傷和未來的期盼
為了擴大統治集團隊伍，以暫時緩解腐敗的吏治所帶來的帝國統治危機，明朝後期擴大了科舉取士的規模。但是，由於官場人際關係盤根錯節，大批舉人甚至進士因為不願意或者沒機會賄賂當權者而遲遲不能獲得一官半職，他們對朝廷有怨言，這相反進一步加劇了明朝政局的動蕩。
明政府垮台後，遺民官員紛紛投奔南明，以求延續既得的榮華富貴，但是那些之前雖取得功名卻沒有做官的大儒犯不著跟風。隨著清廷出台政策廣招士子為官，這些文人中有一些人主動參加清廷的科舉考試，做了清廷官員。宋琬、施潤章、袁於令、方大猷等就是這類文人的代表。宋琬為明末國子監貢生，後參加清廷的科舉考試並進士及第，晚年官至四川按察使。施潤章是明末舉人，後於順治時期登進士第，官至翰林院侍讀。袁於令是明末生員，入清進士及第後官至荊州知府。方大猷是是明末進士，入清後官至山東巡撫。
明朝的這類遺民大儒由於沒有做過官明廷的官員，仕清後他們也就沒有罪責感。即便如此，這些文人畢竟在明朝生活了半輩子，長期的儒家教育經歷還是使他們對明朝懷有深厚的家國感情，明朝的滅亡同樣震撼了他們的心，他們詩歌作品的字裡行間依然可見痛惜明亡的斑斑淚跡。比如宋琬的絕句《初秋即事》：
病骨秋來強自支，愁中喜讀晚唐詩。
孤燈寂寂階蟲寢，秋風秋雨總不知。
如果從這首詩的字面來看，它就是一首借景抒情的作品而已。詩人正在病中，他看世界總是彆扭的，連常見的燈盞、石階、蟲鳴都籠罩上一層尷尬的色彩，他甚至怪罪秋風、秋雨不能體諒病中的他所流露出來的寂寞、煩惱的情緒。但是，實際情況或許不是這樣。
宋琬的父親及幾個兄弟在效忠明朝，抵禦清軍攻打萊陽的守衛戰中殉國，仕清的宋琬怎麼可能忘記如此深重的國讎家恨呢？但是，宋琬是清廷中的漢人高官，那時候時常出現「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之類的「文字獄」事件，清廷的漢人官吏弄不好會因隻言片語招致滅族之禍。宋琬不具備以詩歌直抒胸臆的權力，這首小詩因此就有了深深的寄託。
也許宋琬真的病了，也許他僅僅是以病作為抒情的掩飾，反正順治年間某一天刮到詩人身上的秋風讓詩人不寒而慄。正在中年的宋琬不會如此弱不經風，他應該是想起故國了。為什麼我說宋琬想念故國了呢？是這首詩中「晚唐詩」三字告訴我們的。
明代中後期的主要文學流派是「後七子」、竟陵詩派和公安「三袁」的散文流派。這些派別有一個共同的理論追求，就是在復古的旗幟下描繪作家的心理圖景。李商隱、杜牧通過典故、暗示等藝術手法追求蘊藉風格的晚唐詩歌尤其受到明末清初詩人的青睞。這一時期的文壇領袖錢謙益提倡學習晚唐及北宋詩歌，追求「力厚而沉思」的詩風，從而引領了時代詩歌風向。宋琬畢竟不是詩歌藝術上的「後七子」，也不是思想上「折節」的錢謙益，宋琬《初秋即事》這首詩中的「晚唐詩」三字在亮明了自己的藝術追求之餘，又在思想上把病中的自己託付給如同晚唐一樣的晚明那風雨飄搖的時代，因而他的病是心病，是針對晚明的心病。而所謂「喜讀」，其實是「狗不嫌家貧，子不嫌母醜」，詩人難以忘懷自己的祖國。
詩的最後一句是「秋風秋雨總不知」，其實我敢斷定，宋琬是想說「清風細雨總不知」的，只是他沒那個膽兒，當然也沒有必要，——魯迅在散文《秋夜》中最看不起「小青蟲」之類的不愛惜自己的生命的無謂的犧牲者了。
隨著清朝在中原的統治基礎越來越穩固，未曾仕明而直接仕清的文人士大夫越來越能夠接受現實了。一方面他們懷念故國，傷悼漢族政權；另一方面他們踐行儒家治國平天下的立身處世原則。兩者結合，他們願意恪盡職守，把愛明朝轉化為愛清朝。他們認為自己不是在為滿族貴族效力，而是要促成滿漢和睦，從而為占清帝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效力，他們希望協助看起來比明朝皇族「和善」得多的滿清皇族創建明朝所未曾出現的盛世。
宋琬是這樣想的，其他仕清的明朝遺民文人也都是用這個念頭固守著他們的心理防線，——他們的心理防線稍不注意就會被周圍的漢人給貼上「漢奸」標籤從而被摧毀。施潤章入清時已近而立之年，他留下來的文學作品很少有涉及政治的，無論是談明還是論清，但是卻有很多描寫祖國各地大好河山的作品，這是他熱愛故國的任何一寸山河的表現，也是他對清帝國不僅沒有破壞他的故國山河而且山河還得到了更好保護的禮讚，他願意成為致力於清帝國宣揚的滿漢共創輝煌的大清帝國的一員。方大猷（1597-1660）是清朝的封疆大吏，他能詩善畫，他的詩除了反映明末的社會悲慘現實之外，就是反映自己轄區內淳樸的風土人情，以及自己與老朋友的飲宴之歡，其實江山還是那個江山，清也罷，明也罷，老百姓安居樂業就好。
明朝遺民仕清派含淚的未來期盼，既有對剛剛逝去的大明的依戀，又有對清初超越明末的清明政治的信賴。基於這種信賴，他們才會有滿漢攜手創盛世的期盼。當然，後來的歷史已經證明，他們的期盼並沒有落空。
（冒辟疆如皋舊居）
清朝取代明朝，比元朝取代宋朝在漢族士大夫心中留下的創傷大得多。宋朝亡國固然有自身原因，但是主要原因還是遼、金、夏、蒙元等外部威脅過於強大和持久。明朝被清朝取代，卻只是短短十數年間的事，而且主要根源是明朝內部的階級矛盾和上層官僚的爾虞我詐。
享有國祚近三百年的大明政權的垮台，打亂了明末大儒們「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規劃。他們感慨時事的變幻，感懷時代的傷痛。在滾滾向前的現實面前，他們從自己各不相同的處境出發，在對明、對清的思想傾向和具體行為上形成三大不同派別，即：以顧炎武、黃宗羲等為代表的抗清派，以錢謙益、吳偉業等為代表的降清派和以宋琬、施潤章等為代表的仕清派。
當然，明清易代之際還有些大儒比如冒辟疆（1611-1693）主動脫離明朝官場，也決不仕清。雖然不仕清，但是他們卻也如本文所談的三派遺民文人一樣感傷時代，也如仕清派一樣含淚祈禱滿漢和睦。這類大儒數量上不是很多。
無論明朝還是清朝，都是中華民族歷史演進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們無須對明末遺民大儒們的人生取捨作是非評價。因為，歷史的發展是遵循其自身客觀規律的，它不會以任何個人的意志為轉移；同時，歷史演進中的任何個人的人生選擇都是其人生成長規律與既定的歷史演進規律相結合的結果，這依然是不以任何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說明】插圖來自頭條免費圖庫。
（編輯：董堯、霜嬋、豐漁）
（作者自畫像）
【作者簡介】董元奔，1971年生於江蘇宿遷，傳統文化學者，網路知名作家。早年曾在教育主管機關做文字工作，後創辦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江蘇省某著名培訓機構，又在某高校創辦特色系部。學業主攻唐宋文學，兼涉文史哲諸領域。